堂室之礼

古人在室内很讲究坐次。因为奥在四隅中最尊,所以在室内以坐西向东的位置为最尊,其次是坐北向南,再次是坐南向北,坐东向西的位置最卑。《礼记·曲礼上》:“席南乡(向)北乡,以西方为上;东乡西乡,以南方为上。”这是就几个人同一张席上而言的,但与上述的室内摆席的尊卑次第相合。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中“鸿门宴”的坐法就是一幅完整的清清楚楚的位次图:“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。项王、项伯东乡坐,亚父南乡坐-亚父者,范增也,张良西乡侍。”这个宴会是在军帐中举行的,其排列方法一如室内。项羽自坐东向,是其自尊自大的表现;范增虽是谋士,却号称亚父,因此南向,司马迁偏偏在这里加上对“亚父”一词的注解,也有说明他何以南向坐的意思;刘邦北向,说明项羽根本没把他当成客人平等地对待,其地位还不如项羽手下的谋士;张良的地位更低,当然只能西向,而且要加一“侍”字。樊哙后来进入帷帐,因为他只是个车右,所以连个座位也没有,只能随着张良在最卑的位置,而且站着,给他酒,也只能“立而饮之”。在这个席面上项伯最不好安排。他是项羽的叔叔,在家里他尊,在军中则侄儿尊,只好稍加权变,与项羽同坐东向。按照上述的席“东乡西乡南方为上”的原则,此时项羽应该坐在那张席的右端，也就是奥之所在，项伯坐在左端，也就是靠近范增的位置。

我们试按照“鸿门宴”的位次去验之文献，都是相符的。例如《史记·魏其武安侯列传》：“〔武安侯〕尝召客饮、坐其兄盖侯南乡、自坐东乡，以为汉相尊，不可以兄故（缘故）桡（曲、指不守规矩）。”看来田蚡对其兄长的胸怀还不如吸羽。又《南越列传》：“〔南越〕王、王太后亦恐（吕）嘉（南越国相）等先事发（指叛乱），乃置酒，介汉使者权谋诛嘉等。使者皆东向，太后南乡，王北向，相嘉、大臣皆西向侍、坐饮。”这是把最尊的位置给了汉使，让一向独持国柄的吕嘉坐在单位，多少带点羞辱的意思。又《淮阴侯列侯》：“于是有缚广武君而致戏（同麾）下者，〔韩〕信乃解其缚、东乡坐，西乡对，师事之。”与此相反，《绛侯周勃列传》：“勃不好文学，每召诸生说士（游说之士），东乡坐而责之：趣（同促。等于说快点）为我语！”则周勃是以长者、尊者、教训者自居了。

古人所立的一些规矩，一经被儒家吸收并被写进经典，便都神秘化了。其实如果联系古人生活的环境、条件来考察，其中不少都是生活中的必然现象，是合理的。例如《礼记·曲礼上》规定：“将上堂、声必扬；户外有二楼，言闻则入，言不闻则不入。”“侍坐于长者，屦不上于堂。”上堂之前必先扬声者，是让室内的人有所准备，如果有人在私语，可以不被碰见。户外有二屦言闻乃入，道理是一样的，听得到室内的谈话声，说明室内二人没有谈机密事，便可以进去，否则便有窃听之嫌，弄得双方尴尬。屦不上堂也是对的。孔颖达正义：“长者在堂而侍者屦贱，故脱于阶下，不著上堂；若长者在室则侍者得著屦上堂，而不得入室。”其实屦不上堂、入室，并不在于鞋的高贵与卑贱。鞋上带着泥土，会使堂室地面不洁，人们席地而坐，衣服也会弄脏；再说堂上室内坐着许多人，身边放着一堆鞋，总是不雅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在起居条件没有彻底改变时，这个规矩一直被严格遵守。在第一编中我们曾经提到《史记·萧相国世家》所记载的刘邦特准萧何“带剑、履上殿”事，这也说明在通常情况下是不能穿鞋上殿堂的。这种特赐的条例为后代帝王所沿用，如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八五：“春，丁未朔，隋恭帝诏唐王剑履上殿，赞拜不名（向皇帝行礼时不自称名）。”这同样也说明直至隋唐大臣上殿还是要脱屦的。

（许嘉璐《中国古代衣食住行》）